陈昌浩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一审，(2015)浙杭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书等。

{2}121 除了权利冲突以外，另一个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的方面是权利与其对应义务的衡量。新型权利不仅与司法有关，也许与立法有关，因此，在新型权利的证成中即应包含着利益衡量的内容，将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利益衡量提前至理论论证环节。

从名称上，人们实在无法理解其具体所指，有学者就指出，被遗忘权一词误导了该权利的本质，个人数据被删除权才是该权利的简单表达。新型权利研究所肩负的将某种利益主张从应然到实然的使命恐怕其难以承受。二是对公权力的请求，即掌握公权力的机关有义务采取积极的行为保障公民该项权利的实现，行为方式上则以作为为特点。尽管其他成员的回应可能采取相近的模式，但这些回应并不会对特定社会的公德本身的存在或内容产生影响。五、结论：如何让一种权利走进法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利泛滥的时代，一夜之间似乎权利觉醒了，所有关于利益的主张均被冠以权利之名，可若所有主张均是权利，恐怕权利一词也就失去其价值，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3)行动和反应的实践惯例经由社会考量而具有正当性。有些所谓新型权利则在社会考量的重要性上有所欠缺。例如，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两条宪法修正案，以宪法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第一次确认了土地使用权流转与交易的合法性，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与法制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由此形成改革与法治的双轮驱动局面。三、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内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内容。[60]依法治国首先要求有良法，其次才是对良法的普遍实施与执行。唯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才有存在的意义与理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才有理论的创新性与现实的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揭示了东方社会独特的法治发展道路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具体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本土化或民族化，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国情特色。[1]本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专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律问题的理论阐述与主要观点。

不是法律制度创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创造了法律制度。[60]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0页。[44] 以上论述说明，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不能随意立法，不能对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置若罔闻而以立法方式随意发号施令，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惩罚。2005年，中央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与任务，明确将民主法治认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处于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八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西方法律文化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体现了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征服，是用现代商品经济法律体系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法律体系，从而实现从前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向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的转变。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彻底改变这些国家的面貌、建立现代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3]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3]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919)、《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1918)、《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18)等宪法和法律文件。

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也曾说起：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以下。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8]国家制度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

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发展当然也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是在既定的、制约着其发展的现实关系中进行创造的。中国社会的法治需求，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要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引与行动指南，也必须完成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直接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立法热潮，并为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奠定了经济基础。

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专制文化深厚的国家。[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和发展了近百年。[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以下。[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9]马克思的结论是，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特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时代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各项工作的基本主旨和价值取向。

[4]参见张恒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列宁直接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立法工作，[13]新政权颁布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35]在思考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时，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列经典作家的相关论断神圣化、教条化和绝对化，更不是将他们的某句经典语句用来扣帽子、打板子，而是应该根据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然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吃透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原理、搞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去实现对接与结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各国具体国情大相径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只能是通过各国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不断推进。

[20]发展到最后，斯大林的任何言论或指示都必须当做法律来执行。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29]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他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2]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报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在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人民主体地位。

[12]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列宁越来越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依靠法律、善于运用法律、必须受到法律约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绝非出于某种历史的偶然，或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它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满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需要。